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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 關在鐵門裡連續工作難休息 外勞在台生活悲慘
早上7時點名後,東南亞外勞仲介蘇莉瓦蒂開始了一天的工作,一直到晚上12點,她才彎著腰,摸黑進了已容納幾百人的宿舍。在臺灣,每天有幾十萬名像蘇莉瓦蒂這樣的外勞,演繹著同樣辛酸的故事。但是,離鄉背井的幾十萬外籍勞工在為臺灣社會和經濟發展出力流汗的同時,卻長期遭受非人待遇。更有甚者,外勞還常常被台當局當作“拓展邦交”的籌碼。 全台合法外勞超過36萬人 為了推動島內重點工程建設,1989年,台當局同意開放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4個地區的勞工到臺灣工作。但實際上直到1991年,外勞才正式被引進臺灣,並且限定只能從事紡織、電子、機械和建築等6種行業,1992年,又擴展到家庭看護和幫傭。自此,臺灣外勞人數逐年增加,到今年6月底,合法外勞總人數超過了36萬,工種也有所擴大,但總體來說,他們大多從事危險(Dangerous)、骯髒(Dirty)和辛苦(Difficult)的所謂“三D”行業。 臺灣外勞基本上來自東南亞,其中東南亞人力仲介的比例最高,超過10萬人,其次是菲律賓和越南,各有9萬人。如果以行業劃分,看護工中越南外勞最多,電子產品組裝業中,菲律賓外勞占了2/3,紡織業則幾乎都是泰國人。按照規定,外勞在臺灣只能停留兩年,最多可以延長一年,累計在台工作時間不能超過6年。 對外勞實行軍事化管理 20世紀六七十年代,臺灣經濟飛速發展,對不少東南亞國家,尤其是貧窮地區產生了很大吸引力。以越南為例,一般就業人口的平均月薪只有40—60美元,可是到了臺灣,他們能拿到十倍以上的錢,不少越南人因此視臺灣為打工天堂。可當他們千辛萬苦到了臺灣,卻發現不僅賺不到那麼多錢,而且還要遭受種種非人待遇。 去臺灣前,外勞就已是負債累累了。據申請外勞透露,一般仲介公司要向每名赴台勞工收取4.5萬泰銖的費用。2002年12月,泰國與台當局在曼谷簽署了“直接聘雇”協定,但每名泰勞仍然要給泰國仲介交納一定的費用;到臺灣後,再給臺灣仲介支付5.5萬元新臺幣(4元新臺幣約合1元人民幣)的“手續費”。有的人實在沒有錢,竟將老婆“交”給別人照顧。 臺灣對外勞的軍事化管理,更是國際聞名。泰勞達新說,他們工廠每天早上7點要早點名,晚上8點有晚點名,睡覺前再點一次,有時候甚至連續工作24個小時不准休息。為了防止外勞逃跑,工廠老闆不僅扣下了他們的護照和居留證,而且每天都要關上電動鐵門,即使發生火災勞工們也逃不出去。在發生暴動的高雄,1000多名泰勞共用20部電話,洗澡只有一池水,夏天只有幾台電扇。在這麼艱苦的條件下,外勞每月工資只有1.5萬元新臺幣,算上加班費,最多兩萬元,還要扣除約1萬多元的勞保費等,一般只能剩下4000元左右。 但工廠工人畢竟還有兄弟姐妹一起工作,至少可以發出抗議聲音,那些散居在家庭的看護,命運就更淒慘了。越南勞工小美到臺灣前,本來說好是照顧雇主患小兒麻痹的孩子。但到了之後,她不僅承擔起家庭的全部清潔工作,而且下午還要到雇主公司幹活。雇主常晚睡晚起,小美沒錢買早餐,只能到商店買麵包,然後放在冰箱裡,每天早上吃一片。這種狀況已經持續了兩年。 性侵犯外勞案件,光臺北每年就高達5000起 近幾年來,隨著女性外勞的不斷增加,她們遭受性侵犯的案件也時有發生。前不久,島內爆發了駭人聽聞的越南勞工集體遭性侵犯事件。被指控的台南縣中友人力仲介公司負責人洪明裕和他的父親洪慶章,目前已被收押。初步估計,被他們性侵犯的越南看護工可能多達50人以上。 中友人力仲介公司成立於2002年,專門引進越南籍女子,生意相當不錯。這些勞工由於剛剛到臺灣,還沒分到雇主家,所以暫住在洪明裕的地方。每晚,洪明裕都以“考中文”的名義,要求她們到他的房間。由於仲介業者對外籍勞工掌握著生殺大權,被害人幾乎都是乖乖聽從吩咐,準時到洪明裕房間報到。如果勞工稍有不從,他不是出言威脅要將她們送回越南,就是一巴掌打過去,不達目的絕不甘休。 類似的案件還有很多。據女性權益促進會統計,光是臺北市,每年針對外勞的性侵犯案件就多達5000起,占全台的16%。 外勞成為政治籌碼 臺灣勞動力資源並不匱乏,而且自2000年以來,島內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為什麼當局還要引進那麼多外勞呢? 其中的原因很複雜。島內勞動力成本較高,請一個本地勞工的錢可以請兩個外勞,而且苦活、累活和髒活,臺灣人根本不願意幹。更主要的是,臺灣當局已經把外勞作為”拓展外交”的籌碼。陳水扁上臺後,多次打“外勞牌”謀求政治利益,先後停止引進菲律賓勞工和印尼勞工,以此威脅兩國政府。2004年12月,當時的“勞委會主委”陳菊鬧騰著要去泰國活動,結果泰國只發給她“觀光簽證”,而不是“禮遇簽證”。台當局當時就揚言要凍結引進泰勞,並將泰勞申請案的審核天數從7天延長到60天。最典型的例子是蒙古。據島內媒體報導,臺灣與蒙古互設“代表處”,也是以引進蒙勞等經貿籌碼“拼來的”。台當局以向蒙古提供援助和投資,並許諾輸入1萬名勞務人員為誘餌,希望蒙古與其建立實質性關係。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外勞的處境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