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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合作是中國—東盟國家人文交流的重要內容，也是雙方人文交流的重要形式。隨著“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構想的提出，特別是在2016年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25周年紀念之后，中國—東盟政治對話、經貿關系之外的新支柱——拓展和加深雙方的人文交流關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對于雙方來說，新支柱的打造意在夯實雙方對話與合作關系持續健康發展的社會土壤，深刻影響著雙方政治對話、經濟貿易與安全合作。但我們也看到，由于種種問題的存在，人文交流始終是中國與東盟對話與合作關系的薄弱環節。機制創新，搭建人文交流平臺21世紀以來，中國—東盟人文交流與往來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不俗的成績。雙方人文交流機制創新成果豐碩，人員往來規模也不斷擴大。其中，人文交流機制的不斷創新是中國—東盟人文交流關系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以《中國—東盟文化合作諒解備忘錄》的簽署為標志，人文交流在2005年開始成為中國和東盟重點合作的領域。此后，中國—東盟陸續構建起以文化產業合作、教育交流與合作、青少年交流與國際旅游合作等為主要內容的人文交流與往來機制。以文化交流為例，中國—東盟共同制定了《中國—東盟文化合作行動計劃》，并以2014年中國—東盟文化交流年活動為契機致力于共同推進人文交流與合作關系。教育交流與合作是雙方人文合作的優先領域。此外，中國將繼續支持中國—東盟中心、中國—東盟思想庫網絡、中國—東盟公共衛生合作基金等平臺建設，促進文教、青年、智庫、媒體等領域交流。在實踐中，“中國—東盟教育交流周”、“中國—東盟青年事務部長會議”等創新性機制則對雙方人文交流發揮了極為有益的影響。在雙方人文創新性機制的推動下，中國—東盟人員往來規模也在不斷擴大。中國和東盟互訪人次由2016年的3000多萬增至2017年的近5000萬，再創新高。在雙方人員往來中，青年學生是一個特殊的群體。2009年10月，中國和東盟啟動“雙10萬留學生計劃”，希望到2020年雙方互派留學生人數均實現10萬人以上。2016年，中國與東盟雙向留學生總數實際上已超過20萬人。顯然，這增進了相互了解，進一步夯實了雙方關系的民意基礎，也猶如李克強總理所言，“人文合作蓬勃發展，已成為雙方關系中繼政治安全和經貿合作之外的第三支柱”。人員往來：不對稱與小摩擦中國—東盟人員往來規模不斷擴大，但雙方在人員往來上呈現出明顯不對稱的態勢，中國赴東南亞國家的人次要遠遠超過東盟成員國來華人次。特別是最近幾年，中國赴東盟國家人次增速非常明顯，而東盟國家來華人次卻基本停滯不前。東盟國家來華人次增長緩慢除了與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口規模有關，還必須考察一個重要因素，與中國相比，歐美、日本等國家或地區的吸引力要更大。眾所周知，擴大人文交流與往來規模的前提，必須建立在彼此有吸引力的基礎之上，而對彼此信任與認知則是產生吸引力的關鍵。無疑這需要中國高度重視形塑好在東南亞國際形象和增強在地區事務中的積極影響力。與此同時，由于缺乏有序疏導，中國與東盟跨國人員的大規模流動還引致了雙方文化的一些摩擦。近年來，特別是中國跨國人員大規模流向東南亞地區，結果引致了東南亞部分國家民眾的不滿情緒。這種不滿情緒的產生有著多種因素，既有當地民族接納度不足及東南亞部分國家政客的炒作、黨爭的聚焦，也有來自西方媒體與非政府組織（NGO）的渲染，當然還有中國部分人員的不文明行為及其中包含的文化差異。民心相通是中國—東盟關系的土壤，因此民意上對華及對中國人員的負面情緒應該得到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政府充分的重視，而積極應對的態度與有序的疏導舉措則成為必需。激發市場活力中國—東盟人文交流發展迅速，但雙方目前人文往來的動力大多來自頂層設計與政府層面，源自制度創新的推動，而雙方人文往來的底層動力還有待進一步挖掘。頂層設計與下層推動不僅不矛盾，反而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目前，我們在持續完善雙方人文交流機制和加強創新的同時，也應該深挖市場內在的動力，以雙方經貿與投資關系的升級發展拉動更多人員往來，以市場的需要拉動雙方教育往來規模的擴大及提升人文交流的有效針對性。例如，近期在中國廣西民族大學成功舉辦的中國—老撾高等教育合作論壇上，有學者建議高校與政府、企業應該“拼船出海”，共同到東南亞，在滿足當地切實需求的基礎上開辦技能培訓班、高職院校乃至高等院校。發揮中資企業在東南亞地區的垂范作用從目前的情況看，中資企業在東南亞市場經驗不足，競爭意識不強，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未能充分評估投資風險。不僅如此，中資企業社會意識不強，承擔社會責任不足。因而，部分中資企業并未能充分發揮公共外交的功能，融入當地，及展現中國的國家形象，進而難以充當率先垂范的角色。以往我們關注更多的是，中資企業在改善企業形象方面的努力有益于降低投資風險。但實際上，中資企業是中國在東南亞地區形象的直接展現。因而，中資企業需要更好地融入當地社區，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反哺當地民眾，以及使民眾在中國投資增長的情況下獲得更多的受益。改善留學生培養制度目前，中國高校在留學生培養和校友管理方面存在一些制度缺陷，主要表現為，一是大部分接收東南亞或其他外國留學生的高校均設置了專門的國際學院或國際綜合教育學院，這些留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接觸中國學生的面太窄；二是大部分高校均設有留學生公寓，這使留學生在生活層面也少有接觸本地學生；三是國內高校重視“引進來”和培養的過程，但對留學生未來的去向及接下來的持續性聯絡、聯誼則不夠重視，難以使這些留學生有一個持續性的身份意識和對華親近感。筆者認為，應當改革與完善中國高校留學生管理制度，促進留學生與本地學生的交流、磨合；持續跟進留學生回國后的情況，加強校友聯誼和增強來華留學生的身份意識。通過這些，實現更多東南亞青年人認識中國、尊重中國。現今留學生來華受教育以高等教育為主。但實際上，東南亞國家，特別是中南半島幾個國家，他們需要的不僅是高等教育，而且還包括職業教育、技能教育。因此，我們不妨鼓勵與支持更多東南亞留學生來華接受職業教育、技能教育，及歡迎中國優質職業與技能培訓市場企業到東南亞國家設立海外培訓中心。人文交流與往來是一項涉及中國—東盟關系長遠健康發展與“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重要議題。中國—東盟人文交流是雙方致力于打造的新支柱，在本質上屬于跨文化交流與合作。因而，在這一進程中，技能的培訓、知識的學習等內容。之外，實現中國與東盟國家民眾在交流和磨合中認識彼此、尊重彼此更為重要。在某種意義上，相比前者，后者更是中國—東盟人文交流實現質量提升的關鍵及夯實雙方關系可持續發展社會土壤的根本。作者系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廣西民族大學東盟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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